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 余華
原文由 Derek Sivers 于 發布,訂閱此部落格

作者是知名的虛構小說家。我很喜歡改編自他小說《活著》的電影。這是一本透過十個主題來回顧在中國成長的回憶錄,有時是文化層面的洞察,有時則只是他個人的故事。其中對「山寨」與「忽悠」的剖析尤其深刻。(註:此處的 copycat 與 bamboozle 只是中文原詞的粗略英譯。)
沒有什麼比痛苦更能締結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當我在這本書裡書寫中國的痛苦時,我也在記錄自己的痛苦,因為中國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我們在憂患中生存,在安逸享樂中滅亡。
逆境能增強我們的忍耐力,而安逸享樂則往往加速我們的滅亡。
短短三十年內,一個由政治主宰的中國,搖身一變成為金錢至上的中國。
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累積的政治熱情,一夕之間消耗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對致富的渴望。
當所有人都一心想著賺錢,九〇年代的經濟騰飛便成了自然的結果。
文化大革命期間,「人民」的定義是工人、農民、士兵、知識分子、店員。
如今,「人民」這個詞已經被掏空了意義。
還有哪個政治人物會特意穿著泳裝向人民揮手?只有毛澤東。
過去三十年裡,貶值最快、幅度最大的詞就是「領袖」。
在今日的中國,我們已經沒有領袖,我們有的只是一個「領導集體」。
2009年端午節期間,一則簡訊開始流傳:
«
新華社5月28日電:
中國科學院已成功複製毛澤東。
複製人的各項生理指標與壯年時期的毛澤東完全吻合。
此消息在國際間引發強烈反響。
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美國將在三天內廢除《台灣關係法》,並撤回所有駐亞洲美軍。
日本首相下令拆除靖國神社,承認釣魚台列嶼為中國領土,並同意就1937年侵華戰爭賠償13兆美元。
歐盟已解除對中國的武器銷售禁令。
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已承認中國對東西伯利亞一百萬平方英里的領土主張。
蒙古已向聯合國表示,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台灣總統馬英九已承諾接受大陸就統一所提出的一切安排,並已申請擔任國家檔案館研究員。
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已指示其六方會談代表,一切按毛主席的指示辦。
國內局勢也迅速扭轉:
僅僅二十四小時內,縣處級以上官員已退還貪腐所得,總額達980兆元人民幣。
民營企業已轉為公有制。
2500萬名酒店小姐一夜之間從良。
股市飆漲。
房價下跌了六成。
中國人民再次唱起那首時代頌歌:「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
雖然毛澤東時代的生活貧困而壓抑,卻沒有那種為求生存而普遍展開的殘酷競爭。
當時人們處於平等的地位,過著同樣節儉的生活。
如今,生存就像一場戰爭。
強者欺凌弱者,人們靠蠻力與欺騙致富,溫順謙卑的人受苦,而膽大妄為、不擇手段的人則飛黃騰達。
毛澤東思想並未消亡。
他的思想仍保有生命力,如同播撒在肥沃土壤中的種子。
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的詩被譜成歌曲。
他的語錄被大人小孩一同傳唱。
毛澤東的詩與語錄無處不在。
在與毛澤東言論的日常接觸中,最平凡的事物也會被賦予重大的意義。
就寢時,我們會在枕頭套上讀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在床單上讀到「乘風破浪,奮勇前進」。
人們常說:「毛主席就在我們身邊」,我也曾深信不疑。
我確信,如果我做了好事,他會感到高興;如果我做了壞事,他會感到失望。
如果只是幾個人在哭,我一定會感到難過,但一千個人同時哭,只讓我覺得好笑。
有一天,我注意到一張印有漫畫的海報。
我的閱讀終於又發現了一塊新大陸。
你或許一開始佔盡優勢,卻隨著時間把自己困住;有時你一開始處於劣勢,反而能走得更遠。
寫作讓我得以同時擁有兩種人生,一種是想像的,一種是真實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就像疾病與健康的關係:當一方強壯時,另一方必然走向衰弱。
因此,當我的現實生活變得愈發規律平淡,我想像中的生活反而愈加充滿波瀾。
我成長的經驗,很大程度上就是革命的經驗。
當社會經歷劇烈轉變,一個極度壓抑的時代很快就會變成一個極度寬鬆的時代。
中國高速的經濟成長,似乎在眨眼之間改變了一切,就像一次跳遠,讓我們從物資匱乏的年代一躍進入鋪張浪費的年代,從本能受到壓抑的年代躍入放縱恣意的年代。
毛澤東的一句話概括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徵: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年代,敵人永遠是錯的,我們永遠是對的。
沒有人敢提出敵人有時可能是對的,而我們有時可能是錯的。
鄧小平則說了一句捕捉當今時代精神的話:
「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這麼說,他推翻了毛澤東的價值體系,並點出中國社會早已顯而易見的事實:對與錯往往並存。
於是,中國從毛澤東以政治掛帥的單色時代,走向了鄧小平以經濟為上的多彩時代。
她說:「金錢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標準。」
我說:「如果你是一個年收入只有800元的人,說出這種話會贏得很多尊重,但你不是。」
富豪榜被大眾戲稱為「殺豬榜」。
在中國有句俗話:
「人怕出名豬怕壯。」
意思是人出了名就會招來禍患,就像豬養肥了就要被宰。
「山寨」(英文譯為 copycat)一詞原本指有寨牆或防禦工事保護的山間村落。
它也曾被用來稱呼盜匪的巢穴,因此這個詞一直帶有不受官方管控、逍遙法外的意涵。
在當代中文裡,沒有哪個詞比「山寨」更具無政府主義精神。
隨著山寨概念被廣泛接受,抄襲、盜版、惡搞、戲仿、誹謗等原本被視為粗俗或非法的行為,都找到了存在的理由。
在社會心理與輿論層面,它們也逐漸獲得了正當性。
在今日的中國,有些領域依然缺乏自由,而有些領域的自由卻多到令人難以置信。
二十多年前,記者採訪我時,我可以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但訪談在發表前會經過嚴格審查並被大幅刪改。
十年前,我在受訪時開始變得更加謹慎,因為我發現報紙會照單全收我的每一句話,連髒話也不例外。
如今,我常常驚訝地讀到一些我從未接受過的訪談——那些話完全是記者杜撰的,一大串胡言亂語卻冠在我的名下。
「那是山寨的。」
這就是我們今日的現實:你可能做了違法或違背良心的事,但只要用某種山寨的說法來自圓其說,你的行為在輿論的法庭上就會變得正當而體面。
1966年,當毛澤東宣稱「造反有理」時,點燃了社會弱勢群體的革命本能,他們滿懷熱情地起來造反。
各地紛紛起來反抗當權者。
傳統的共產黨黨委與國家機構徹底癱瘓,山寨的領導機構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只要能找到一些人支持你,一夜之間就能成立一個造反司令部,自封為總司令。
請留意文化大革命初期無數造反司令部突然冒出,與私營經濟迅速興起之間的相似之處。
1980年代,中國人把對革命的熱情轉移到賺錢上,私營企業一下子遍地開花。
正如山寨挑戰正品,私營部門也衝擊了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
無數企業很快倒閉,卻有更多企業取而代之。
中國的經濟奇蹟就是這樣啟動的。
私營部門透過不斷的崩解與重生,展現出驚人的生存能力,同時也迫使僵化保守的國有企業去適應市場的殘酷競爭。
「山寨」被賦予了豐富的新含義,它突然讓這些年在高速發展表象下暗潮洶湧的種種現象浮上檯面。
山寨:這就是它們共同採用的名字。
赤腳醫生是毛澤東時代的產物:讓略受過教育的農民學會基本的醫療處置,然後背著藥箱回到家鄉。
為什麼叫赤腳醫生?因為對他們而言,行醫只是副業,本業仍是下田打赤腳勞動。
當周遭的農民有個小傷小病時,他們就能就地提供基本治療。
我也曾是一個山寨牙醫。
忽悠:欺騙、蒙蔽。
誇大其詞,添油加醋。
設下騙局,坑蒙拐騙。
一種傾向於欺詐、惡作劇與其他胡鬧行徑的社會風氣。
這些原本帶有負面意涵的詞,一旦躲到「忽悠」這把保護傘下,突然就變成了中性詞。
「忽悠」為欺騙披上了一層正當性的外衣。
山寨現象以集體的方式湧現,如同春雨過後的竹筍破土而出。
「忽悠」則立刻席捲全國。
它如同一顆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滔天巨浪,引發海嘯般的連鎖反應——那些長久存在於中國社會的現象——吹噓誇大、虛張聲勢、謊言詭辯、輕佻胡鬧——獲得了更大的能量,並被推向新的高峰。
中國有句俗話:
「膽小的餓死,膽大的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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